10月16日下午，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蔡穗玲研究员作题为《中国佛教石经的调查与研究》的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摩崖刻经》，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清泉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围绕山东摩崖刻经与大字刻经书家僧安道一展开精彩论述。

讲座首先追溯了摩崖刻经的早期形式——小字刻经。最早的为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焦作青天河石刻，地处通往大同的交通线上，以祈福为目的刊刻《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至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山西晋中和顺沙峪摩崖已开始刊刻整卷《法华经·普门品》，刻经东进山东后，率先出现于黄石崖摩崖造像。蔡老师提出，早期小字刻经与山东北朝时期成熟的大字刻经并不一样。

讲座的重心是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大字刻经。蔡老师指出山东地区北朝刻经与书法家僧安道一关系极为密切，并以二鼓山、洪顶山、尖山和铁山，带有僧安道一名字和纪年的刻经点为线索，逐步展开对刻经及僧安道一的研究。平阴二鼓山“大空王佛”榜书笔意灵巧，比丘僧太题名中“太”字已见僧安道一的典型笔画，年代为北齐河清元年（562年）。东平洪顶山分为南北二麓：北麓镌有僧安道一铭赞，记述其籍贯、书体与道德，并记载其在山中磨石刻经的事迹，此时僧安道一已呈现后期字体风格；大空王佛之旁，刊有佛名主法鸿之名；据题记，僧安道一希望通过刊刻经文获得神通力、修为罗汉果，刻经正是其修行的重要方式。大空王佛之上，刻有僧安道一的经文与碑刻，其署名碑《安公之碑》纪年早于大空王佛三年，碑侧另刻当地僧人原创的“大山岩佛”。南麓则镌有法鸿铭赞，强调其在佛教义理方面的成就，蔡老师认为法鸿与僧安道一并非简单的义理师与助手关系，要更为复杂。尖山刻经保存有僧安道一与当地韦氏家族共同刻经的记载，其带纪年的大空王佛已遭破坏，另一则题记称僧安道一为“大都经佛主”，足见其地位之尊。邹城铁山石经主要刊刻《三十七道品》，与传统定义不尽相同，并镌有赞颂僧安道一书法功力的石颂；蔡老师结合自身调查经历，较为完整地展现了铁山石经的分布，以及摩崖碑刻的样貌。通过以上案例，蔡老师强调研究山东地区北朝刻经不应过度关注刻经本身，而是要注意阅读题记和铭文；僧安道一“双林后”纪年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僧安道一对洪顶山刊刻的过程。

此外，蔡老师还讲解了无僧安道一刻名的石经案例。葛山石经刻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虽无僧安道一署名，书写风格却清晰展现其个人风貌。岗山刻有《观无量寿佛经》，鸡嘴石侧面保存有供养人名字与纪年，同为大象二年（580年）；岗山还多次刊刻《楞伽经》，兼有小字与大字两种形制。蔡老师强调，对于无僧安道一名称的刻经点，其书写者和书法风格的研究要谨慎。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就洪顶山与尖山大空王佛刻经的年代先后、僧安道一是否受到中皇山刻经影响及其书法风格来源、铁山石经摩崖碑的形式与含义及观者意图、岗山《楞伽经》大小字的差异原因、山东刻经与末法思想及传法作用的关联、刻经活动与道教的竞争关系等问题，与蔡老师展开了深入讨论。蔡老师提出泰山经石峪可能还需要仔细观察，很可能其本身与佛塔有关，而李清泉老师提出，“地府”概念出现于唐宋时期以后，因此泰山经石峪刊刻《金刚经》可能与救赎功能并无关系。高继习老师针对岗山石经观看顺序提出讨论，蔡老师认为其刻经顺序经过严密安排，目的是为了营造佛国世界，让观者亲自参与集会，与自我境界的提升。

本次讲座依托海德堡科学院二十余年的石经调查成果，将书法史、佛教史与田野考古熔于一炉，既勾勒出山东北朝摩崖刻的传播脉络，细致呈现了僧安道一及其团体的刻经图景，为理解北朝佛教文化与山东石刻艺术提供了新的视角。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田育鑫、庄爱军

图片：刘邦杰

审核：蔡穗玲、高继习